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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员英语交流能力影响要素实证研究


摘要:通过文献综述、半结构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中国海员英语交流能力现状进行研究,使用系统理论阐述影响海员英语交流能力的相关要素,并得出中国海员英语测试体系对于提高海员英语交流能力的影响具有消极性的结论,建议基于语言测试理论对该英语测试体系进行深入研究,使其成为促进海员英语交流能力提高的助推因素。

关键词:中国海员;英语交流能力;影响要素;实证研究

一、引言

海员人力资源是世界航运业保持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但是根据2015 BIMCO/ICS报告,虽然总体而言,全球有10万多名船员过剩,但是高级船员的缺口是1.65万人,到2025年全球商船船队还再需要14.75万高级船员[1]。中国是船员大国,具有庞大的海运劳动力资源,根据《2019年中国海员发展报告》,截至2019年底,中国共有注册船员1 659 188人,海船船员784 355人,但是其中注册国际航行海船船员仅575 823人,外派海员在2019年仅155 449人次。阻碍中国船员进入国际海员劳务市场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英语交流能力薄弱是多年来业内关注的重点和难点。

伴随多国籍船员混派船舶运营模式在国际航运市场的广泛推广,英语作为国际通用交流工具和船上工作语言,其重要性更加凸显。大量研究表明,交流失败或不当是导致海上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在由人为因素造成的事故中,有1/3是由于交流不当造成的[2]。多年来,中国海员一直背负着“英语交流能力有限或不足”的“标签”,很多外国船东和航运企业抱怨中国船员的英语交流能力差,不能胜任一些工作,甚至构成安全工作隐患[3]。鉴于英语交流能力对于航运安全的重要性和中国海员英语交流能力不足的问题,航运相关方包括海事管理机构、船员教育和培训机构及船员自身在提高海员英语能力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和尝试,但是效果甚微。2017年Fan等人[4]所做的研究认为,新一代的中国海员的英语交流水平没有提高,甚至在下降,这使得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更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国内对于中国海员英语交流能力的相关研究在数量上比较充足,但这些研究往往比较零散和笼统。刘丽娜[5]对收录于中国知网的1979—2013年与航海英语相关的文献进行研究,并得出高质量的研究和实证的研究不足的结论;吴雪红[6]通过对被知网收录的2000—2015年中国航海英语相关文献的分析也得出类似的结论,非实证性研究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对中国海员英语交流能力薄弱的问题进行系统的实证性研究意义重大。

本研究通过文献综述、半结构式访谈和网上问卷调查形式,从多个视角对中国海员英语交流能力现状和各方对于中国海员英语交流能力的评价等进行实证研究,并通过系统理论来分析影响中国海员交流能力的主要因素,以探究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进行了半结构式的面对面及电话访谈。访谈对象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6名中国海事英语教师;第二类是中国海员,其中船长2名、大副1名、二副1名、甲板部实习生2名;第三类是海事局高级官员,2名;第四类是外国籍海员,包括印度船长1名、土耳其大副和二副各1名、菲律宾大副1名。

在访谈所获得的信息和文献阅读基础上,笔者设计了三个在线问卷,通过问卷星 ( wjx ) 进行问卷发布、信息收集和数据分析。问卷1的调研对象是中国海员,共收到有效问卷438份,其中具有多语言环境工作经历的242人。该问卷主要调研内容包括:个人信息;对于自己英语交流能力的评价;对于海员英语测试的评价、看法及建议。问卷2的调研对象是非中国籍船员,包括印度、菲律宾、俄罗斯、孟加拉四国的船员,共收到有效问卷59份,其中包括高级船员30人。该问卷主要调研内容包括:个人信息;对于自己英语交流能力的评价;对于共事过的中国海员的英语交流能力的评价;认为导致英语交流能力薄弱的原因和解决建议。问卷3的调研对象是海事英语教师,共收到有效问卷45份。该问卷的主要内容包括:对于所教学生的英语交流能力的看法;对于海员英语测试的看法;对于提高海员英语交流能力的可行建议。

本研究在这些实证基础上依托系统理论,构建了中国船员英语交流能力的系统,并分析系统中相关各方对于船员英语交流能力的影响。

三、中国船员英语交流能力现状

1.海员英语交流能力的定义

在国际海上运输过程中,有效使用英语这种国际通用语言,同时也是IMO规定的工作语言进行交流,是海员适任的重要能力之一,对于船舶保证生命和财产及航行安全和防止海洋污染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航运作业中使用的英语与普通英语 (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s,EGP)有很多不同之处,它属于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ESP)的一个分支,通常被称作海事英语(maritime English,ME)。Trenkner将海事英语定义为“所有在国际海事群体中用于交流的,作为促进驾驶安全和海上贸易的手段的英语语言的总称”[7]。它强调了海事英语作为交流的工具的功能,也强调了其重要性。IMO海事英语示范课程3.17 ( 2015 ) 将海事英语划分为普通海事英语 ( GME ) 和专门海事英语 ( SME )。另外,船舶也被称为一个小社会,对于海员来说它既是工作场所也是生活的场所,有效的沟通对于工作安全及海员的身心健康都至关重要。在多国籍船员的船上,普通英语 ( EGP ) 也成为船员间交流的语言组成部分。

 此外,语言交流能力体现在听、说、读、写四方面,但在本文中,海员英语交流能力特指的是海员英语听说能力。除了囿于篇幅和有意限定研究范围的因素外,也考虑到英语听说能力对于海员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尤其在紧急状况下,清晰有效的英语口头交流可以拯救船货和人命安全并保护海洋环境。一份对25个航运公司管理者进行的调研报告指出,对于船上工作而言,英语语言功能的重要性依次是听、说、读、写[8],而且很多研究发现,听说能力是中国船员英语交流的软肋[4] 。

图1概括了海员英语交流能力的基本构成,在本文中,海员的英语交流能力被狭义地定义为海员能够使用普通英语和海事英语进行工作和生活中有效交流的听说能力。

2.各方对于中国海员英语交流能力的评价

在Fan[4]的研究中,中国海员对自身的英语交流能力的评价为差到中等。在本研究中,问卷1的结果显示,对于英语交流能力,参与调查的473名中国船员平均自评分为68.11,其中有过外派经历的244名船员的平均自评分为74.09。相比之下,问卷2的 30名外国船员的平均自评分为84.1。尽管调查样本有限,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船员与他国船员在英语交流能力上的差距。

在问卷2中也对于有过和中国船员共船经历的外国船员对于中国船员英语交流能力的评价。67.86%的受访外国船员认为他们与中国海员交流经历比较愉快,只有7.14%的受访者持有相反的看法。但是57.14%的受访者认为相比其他国海员,与中国海员交流时遇到的困难较多,这与Uchida and Takagi[9]对于28名日本船舶交管中心官员所做的调查结果一致,他们也认为在19个国家的海员中中国船员的英语口语是很难懂的。

图1  海员英语交流能力的基本构成

对于中国海员英语交流能力的负面评价来自很多相关方。中国海事局的一项对于船员外派机构和外国船东的调查显示,44.9%的参与者认为中国海员的英语交流能力差[8]。孙培廷等[10]在课题《航海类专业英语教学改革方案的研究与实践》的报告中也指出:“欧美船东对中国海员的普遍印象是:英语语言运用能力差。”最近Fan[4]所做的12名船员雇佣者的半结构式访谈结果表明,7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船员的英语交流能力不合格,他们中有一半的人认为在过去的10年中这一趋势在变糟糕。他们进一步指出英语交流能力不达标是阻碍中国船员进入国际海运劳动力市场的主要障碍。在本研究中,6名受访的海事英语教师中5人认为学生的英语交流能力差,50%的人对于未来学生的英语交流水平持悲观态度。综上所述,从各方的体验看来,中国海员的英语交流能力薄弱已成为共识。

四、系统分析影响中国船员的英语交流能力的相关方

1.系统概念

系统这个概念是指若干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的具有某些功能的整体,它强调在一个整体中个体的要素间相互关联。目前系统理论广泛用于探究政治社会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问题,正如Meadows[11]所指出的,当我们了解了结构和行为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了解系统的运作。

鉴于中国船员英语交流能力薄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本文采用系统方法来揭示其原因。此系统以中国海员英语交流能力作为中心,可能对其产生影响的相关方作为要素围绕在它周围,所有要素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动态的系统。假定提高中国船员英语交流能力是这个系统的目的,所有各方都为达到这一目标彼此联系,从而看出问题的真实状况。必须注意的是,一个要素所采取的积极的行为不一定会给整个系统带来积极的结果,有时其影响是负面的。

如图2所示,本系统包括2个次级系统——功能次系统和教育次系统:前者包括两个要素——船员的雇佣和派出方,即船东/船员雇主和船员代理机构;后者包括4个相互关联的要素——海员、海事英语教师、中国海事局和海事教育机构。之所以把中国海事局归于教育次系统,是因为其政策和措施对于教育的其他三方有很大的影响。这两个次级系统是相互关联的,因为船员接受的教育会影响他们在工作中的表现,而船员雇佣前景也会影响他们在教育系统中的行为。本系统的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

图2  中国海员英语交流能力系统图

2.功能次系统分析

有研究表明,船员的英语交流能力是他们是否可以到外籍船上工作的第一决定要素。船东会在面试中要求面试者用英语回答专业相关问题来测试其英语水平。这对于海员,尤其是想到外国船上工作的海员来说是提高自己英语交流能力的动力,但是这一刺激的作用是短暂的,因为对于成功过关的海员来说,他们可以获得更多在工作中使用英语的机会从而成为流利的英语交流者。正如接受访谈的外国船员认为,一些中国船员的英语很棒,水平甚至超过他们;而对于那些面试失败者来说,当他们认为自己的语言能力和要求相差甚远的时候就会放弃英语学习,因此,船东或雇主对于船员英语交流能力的影响是短暂的、微弱的。

 同样的,船员代理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将船员提供给船东或雇主。他们会提供面试前的英语培训,但是这些培训往往强调的是如何获得工作的技巧,提高学员的英语交流能力不是他们真正关注的,因为中国海员数量充足,他们有很大的挑选余地。对于船员代理公司来说,与高质量的海事教育院校建立良好关系来获得比较优质的生源,可能要比长期投资打造培训项目去提高海员的英语交流能力更可取。

3.教育次系统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下,海员构成发生很大的变化,根据一项调查,目前70%的普通船员来自农村区域。[12]在这些区域英语教育开始得较晚,通常英语教学水平不高,所以学生入学时的英语基础较差,特别是英语的听说能力。然而在短时间内他们需要掌握的英语知识既包括通用英语又包括专业英语,这对于他们更是难上加难。三位受访船员说他们不具备自学英语的能力和毅力,如果没有面试或考试等外在压力,他们会很容易放弃英语学习。网络上的海员英语课程有限,即使可以找到一些课程,但是往往不适合他们的水平和需要,所以对于很多英语基础薄弱的海员来说依靠自身能力来提高英语交流能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对于少数英语基础较好、具备英语交流能力的海员来说,更容易找到陆上的与海运相关的工作,因此这些人更可能在海上工作几年后辞去海员工作。

对于多数中国海员来说,学习英语的最大动机是为了考试。问卷3的242名受访者中,82%是为了海事英语评估做听说练习,70%的人一次性通过了海事英语评估。但是鉴于前面提到的各方对于中国海员英语交流能力的评价,为通过考试而学习英语似乎不能提高其英语交流能力。那么海事教育院校和老师是否能够帮助他们改变这种状况呢?

1999年开始的扩招对于海事教育的影响之一是考入航海和轮机专业的学生的英语基础更差了。其中一部分基础较好的学生也会在第二学年转入其他专业,或者选择毕业后从事陆上工作。根据最新的有关海事相关专业毕业生工作状况调查显示:在国内一流海事大学中,2002年后毕业的航海类专业学生中选择在船上工作的学生比例在下降,保持在50%;在过去10年中,毕业后5年仍然从事海员工作的比例为40%。[13]因此海事院校最终从事海上工作的人往往不是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学生,他们的英语交流能力相对较低不足为奇。

中国新生海员的主力军是海事职业院校的学生。这些院校的老师一致认为,随着海事职业院校招生越来越困难状况的持续,院校对于报考学生的分数要求越来越低,所以学生的英语基础也更加薄弱。因此尽管海事教育院校重视英语教育,但是却没有改变学生的英语交流能力差的状况,主要原因包括学习时间有限、学生薄弱的语言基础和较差的学习能力,以及他们需要达到的要求“较高”。

对于海事英语教师,学生的能力和行业对于英语交流能力的要求之间较大的差距使他们的教学备受挑战,他们不得不把通过考试而不是提高英语交流能力作为教学目标。在问卷3中,45名受访教师中60%的人赞同把通过考试作为教学目标。一个调查指出目前海事英语教学的现状是,“通过考试是老师和学生的共同目标,评估标准是教和学的指挥棒,题库就是教学的内容,课堂就是考试的模拟,一切都是以考试为中心”[14]。87%的教师认为在英语课堂没有时间进行英语交流能力训练,受访的教师指出,学生学习的目的性很强,就是为了通过考试,对于老师设计的一些课堂活动没有兴趣。

海事英语教师数量不足、资质参差不齐也影响着学生英语交流能力的提高。在Fan[4]所做的调研中,船员雇佣方认为缺少合格的海事英语教师是最突出的问题。在问卷3中,45名海事英语教师中只有5人同时具备英语和海事背景,而33人只有英语专业学位。对于具有语言学历的老师来说,专业知识的讲解不够深入;而对于海上专业背景的老师来说,语言讲解和语言教学素养不够。受访教师指出,因为教学任务多,而且相关资金资助有限,他们没有接受足够的培训,这对于提高教学效果也是一个不利因素。

中国海事局是履行我国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船舶及相关水上设施检验和登记、防止船舶污染和航海保障等行政管理和执法职责的行政管理机构,负责船员、引航员、磁罗经校正员适任资格培训、考试、发证管理,其中包括船员培训大纲的制定和修订,以及考试题库建设、考试题型设置、组织考试和进行考试阅卷以及成绩的发布,其目标是确保中国海员的英语交流能力能够满足STCW公约的要求。一名受访的官员指出,海事局主要关注的是考试大纲和内容是否与公约的要求吻合,以及考试是否公平公正。为此,他们会根据公约的修订及时更新考试大纲和题库,也会根据考生的反馈进行适度的题库修订。海事局也了解到对于海员英语适任考试的负面反馈,但是因为中国船员人数庞大、评估员数量有限等原因,很难采取大幅度的改革。海事局也意识到现行海员英语适任考试对于中国船员的难度较大,但是他们认为,应严格按照STCW公约的要求来设置海员英语适任考试,不能降低标准。海事局在努力确保海员英语适任考试符合STCW公约相关要求以及保证其客观性和公平性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在海员英语适任考试对于提高海员英语交流能力的影响方面仍需给予更多的关注。

五、结语

综上所述,有良好的英语交流能力的海员是功能次系统中各方的需求,但是功能次系统各方对于海员英语交流能力的影响是短暂的,除非有很强的责任感,他们在真正提高海员的英语交流能力方面作出的努力和贡献有限。在教育次系统中,英语测试成为连接所有要素的核心。海事教育培训机构和海事英语教师的目标是帮助学生通过考试,中国海事局的目标是确保考试的标准化、符合履约要求和测试公正性,而船员的目的是通过英语考试获得证书并通过英语面试获得工作。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系统的目标并不是提高海员的英语交流能力, 而是设计或通过海员英语测试。这一现状带来了多方面的消极影响:首先,航海英语教师无法发挥自己语言教学的理念和开展英语交流能力训练的课堂活动,教学效果受限;其次,船员失去了语言学习的乐趣和掌握自主进行语言学习能力的方法,英语学习效果不佳;而且尽管这些船员已经获得适任证书,但是其所在的航运公司和船员外派机构仍不得不花费精力去关注船员的英语交流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雇佣成本,不利于他们与国际海员人力机构的竞争。

中国的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制衡是教育改革的重要部分,但是正如有些教育家所指出的,不应该把考试作为目的,考试应该是达到教育目的的手段。因此,要达到提高海员英语交流能力的目标,应该借助船员英语适任考试这个手段,通过让其产生积极影响来促进目标的实现,但是目前的考试系统显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因此,有必要通过应用专门用途语言 ( LSP ) 测试中的反馈效应 ( washback effect ) 理论对该测试体系进行进一步分析,同时对比国际上其他国家的船员英语考试方式,以及与航运相近的航空英语考试方式,探索能够积极影响船员英语交流能力的考试形式,让船员英语适任考试这个“指挥棒”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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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燕(1971 -),女,副教授,主要从事海事英语教学和翻译、ESP理论与教学研究。

本文刊发于《航海教育研究》2020年第3期,转发须注明作者和原文出处。

来源:信德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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